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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异杨德庄先生访谈录

来源: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0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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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55—73人物·访谈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舁、杨德庄先生访谈录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55摘要华罗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之初就参加了学校的筹建
《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55—73人物·访谈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舁、杨德庄先生访谈录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55摘要华罗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之初就参加了学校的筹建,他主持创办数学系并亲任系主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龙”教学方法,开办周末讨论班,创办科大学报等,开拓了一条培养数学人才的创新之路,为科大的创建付出了大量心血,为新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龚异和杨德庄二位先生在文中回忆了华先生独特的数学教育思想、登台授课的精彩场景,以及“文革”境遇等,较为全面地展示出华先生作为教育家的大师风范。在华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关键词华罗庚科大“一条龙”教学“文革”境遇华罗庚(1910—1985),著名数学家,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和应用数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1958年中国科学院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龚舁教授接受访谈杨德庄教授接受访谈作者简介:张志辉,科学史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贾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孙洪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级重点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历史研究”。56《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合”的方针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身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先生积极参与了学校的筹建,主持创办了“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系”(后改称数学系),并亲任系主任。他邀请了当时中国数学界最杰出的科学家来校任教,创造性提出了“一条龙”教学方法,即由华罗庚、关肇直和吴文俊分另q负责数学系不同年级的基础课程教学,他们被大家尊称为“华龙”、“关龙”和“吴龙”。华先生全面承担起首届58级数学系学生的基础课程教学,亲自编写“一条龙”讲义,开拓了一条培养数学人才的创新之路。为了培养青年人才,他还主持开办周末讨论班、创办了科大学报等,为中国科大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文革”中华先生虽然受到特别的保护,但手稿失窃、遭受批斗等事件使他焦虑不安。1969年冬,科大下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华先生,指示他留在北京工作,华先生无奈与科大分开两地,天各一方。但是,身为科大副校长的华先生始终心系科大的发展。在科大建校50周年之际,笔者访谈了龚舁‘驿口杨德庄②二位先生,他们讲述了华先生在科大工作的一些往事及其“文革”境遇。本文是根据访谈录音进行整理而成,并经过他们的审阅校对。今年是华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他对中国科大和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访谈时间:2007年7月26—27日访谈地点:龚异先生北京寓所、中国科学院华罗庚应用数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数学系的创办与科大传统问:感谢你们接受访谈。1958年中国科学院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创办科大,身为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先生积极参与了学校的筹建,主持创建了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系。请您们谈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初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杨德庄(以下简称“杨”):科大创办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大学,跟当时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都不一样。当时科学院上报中央的时间是5月份,正式开学典礼是9月20号,非常快。在此期间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开了很多会议,一些重要会议华老都参加了。因为要创办一所新型的科技大学,各个系的设置应该怎么做,怎么贯彻①龚舁,1930年生,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奖”获得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华罗庚讲席”教授,主要从事多复变函数论、调和函数、复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曾任该校数学系副主任、副校长、研究生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为科大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②杨德庄,1939年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华罗庚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主任。1963年毕业于科大数学系,长期跟随华罗庚先生从事应用数学研究,是其在应用数学方面的主要助手。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舁、杨德庄先生访谈录57“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是个重大问题。当时华老提出来科大要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数学系的名字不叫数学系,当时华老取的名字叫“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系”。这个名称的提出本身就有创新意义,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不一样。为什么要办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相结合的系呢?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华老就已经构想出中国数学事业的蓝图,即发展纯粹数学、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1950年他回国后,就开始实施发展中国数学的三部曲,第一步是发展纯粹数学,第二步发展计算技术与计算数学,第三步是发展应用数学,他基本上是这么走的。回国之初,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纯粹数学上,他是中国纯粹数学诸多领域的开拓者,并在数学所培养出一批纯粹数学的将才。1958年他想发展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应用数学方面的人才如何培养?在培养纯粹数学人才时,有国际上共认的套路可循,而应用数学人才培养方面则没有。所以他就把科大数学专业的方向确定为“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作为这方面人才培养的试点,在专业设置上以应用数学为主,也有计算数学,还有计算机,开头就包括这几个方面,这是其他高等院校都没有的。这就是华老当时办科大数学系的特色,不仅系名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与众不同。他是从全局、长远的视角考虑的,是从中国数学发展的视角考虑的。科大数学系的运筹学专业、数理逻辑专业、计算机专业是全国首创。他认为这样办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从多学科综合交叉上更能培养出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应用数学人才。这也是华老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龚异(以下简称“龚”):我是从数学所调去的。华老要当数学系的系主任,我是他学生嘛,所以郁文蹴向数学所把我要去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口号当初是郭老‘裎出来的,他是科学院的院长又是科大的校长,提了这个口号以后,各个所非常踊跃地派出了老师来学校教课。数学所派出了最优秀的教授到科大来上课。因为数学课很重要,一年级的学生不管是哪个系都要上数学课。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不是要讲什么很高深的课,微积分总得有人讲吧。因此数学所派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专家来教外系的普通数学课,他们都是大教授,比如说华罗庚、关肇直⑧、吴文俊④等先生。①郁文(1918一),曾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②郭沫若(1892—1978),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8—197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③关肇直(1919—1982),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系创办,全面负责该系1959级学生的数学基础课教学,被称为“关龙”。④吴文俊(1919一),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58《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问:华罗庚的教学思想有什么特点?数学系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是如何制定的?有何特色?龚:这个值得讲一讲。科大跟北大、清华有个很大的不同,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呢?清华、北大,还有公立的武汉大学等,都是那个时候的名牌大学,都是百年老店。百年老店有百年老店的好处,它积累了很多教学经验,有好的传统。科大是一张白纸,没什么框框,因而充满了创新活力。你问我科大数学系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怎么拟定的,实际上是没有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好就好在没有,你想那么多大专家在那儿讲课,不要说我这个小人物了,我28岁的小伙子去定个教学大纲,他们大教授都要按照我的这个执行,这可能吗?人家睬都不会睬我。就是华老定个大纲,人家也不会睬他。譬如说吴文俊教力学系的数学,他的数学该怎么教,还要你系主任来说吗?所以说是名义上有教学大纲,实际上是没有教学大纲的。没有教学大纲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真正可以把专家的长处发挥出来。现在大学可悲的地方就是有教学大纲,我按照教学大纲来讲,你也按照这个教学大纲来讲,讲到后来就没有特色了,就等于做的东西都一样了。华先生作为系主任,在行政事务上他的主要思想就是不管,实际上也没法管。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能制定教学大纲叫吴文俊去怎么教吗?不可能。所以没有才好,没有的结果就是使得科大数学系的老师教数学是真正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方面北大、清华等那些老学校是绝对不能比的。这就是科大的长处,也是我们科大的特点,这对后来科大不仅仅是数学系还有其它系的学术上的自由、学术上的平等气氛是打了基础的。学术上比较自由是科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实际上我们1958年那种教法就是美国的教法。我在美国教过书,系主任就跟我说两件事情,第一件告诉你教什么课;第二件告诉你的助教是谁。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跟我说了。至于你用什么教材,你教学大纲怎么样,你教学计划怎么样,他根本不问,你讲给他听,他都不要听,你爱怎么教就怎么教,这才是真正的好大学,这是我的看法。美国连教育部都没有,他们的大学不是办得很好吗?科大不属于教育部这是很大的好处,如果属于教育部的话,教育部要来管你,要你有教学大纲,你就必须执行他的大纲。我们科大不归教育部管,我爱怎么教就怎么教。好!这好!而要做任、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系创办,全面负责该系1960级学生的数学基础课教学,被称为“吴龙”。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异、杨德庄先生访谈录59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有坚强的师资力量。如果这老师都是什么学问都没有的,你爱怎么教就怎么教,不是一塌糊涂吗?起点就是科大有一批第一流的数学家,才能真正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科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问:其实不仅是数学系,整个科大的其它系也有类似的情况。龚:对,是这种情况,这就是科大的长处与特点。我希望这个长处、特点保留下来,不要想去统一人家,老想着去统一人家这是不好的。在哪一种情况下要强求统一呢?就是这帮老师水平不怎么样,你才要去统一,你不统一他,他乱教教得不知所云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去统一。科大从一开办,我们数学系就有这个自由平等的传统。你爱怎么教就怎么教,这是自由。你教的书我不要指责你,你也不要来指责我,这就是平等。人跟人之间平等地教书,在学术上是平等的,学术上可以讨论,可以切磋。并不是说我是华罗庚,我是大数学家,你是个小人物,我说的话你非得听。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华老这个作风非常好,就是历来平等。问:华老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还在美国教过书,他传承了欧美的那种学术自由、民主的传统,再把它传播到科大。龚:对,这也是科大创办之初很大的特色,而且后来成为科大的一个传统,这个将来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这点,真是比较担心这点,这是好传统啊。如果学术上没有自由,只我说的算,你说的不算,我说的对,你说的不对,这个学术能发展吗?学术上如果不平等,我是大师,你是小人物,你只能听我的,你不能说话,学生还有什么发展呢?不可能有发展。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可悲的是有些名校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没有民主的作风,没有平等的作风,都摆了个臭架势,大的不得了,我大权威,好家伙,你权威什么?你肚子里仔细看看是空的,没多少东西的。科大数学系的学风一直都比较好,大家都比较纯朴,没有一个敢翘尾巴的。说我怎么了不起,你怎么了不起?你比华罗庚还了不起吗?所以没人敢说我在系里怎么伟大,我怎么有学问,没人敢吹牛,连牛都不敢吹。我在系里掌权了几十年,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说过我是系主任,你们都得听我的。从来没有过,都是跟人家采取平等、商量的地步,而且我都非常尊重人家。二“一条龙”教学方法问:华先生在培养数学人才方面有他的独特思考,那么他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有什么具体的特色?60《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杨:在教学上华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龙”教学方法。那时各个高等院校的数学教育是分科教育的,就是说代数是由代数的教师来讲,几何由几何的教师来讲,分析由分析的来讲等等,是分科教育的。华老当时想培养中国的新型人才,这新型人才既能适应纯粹数学研究,又能适应应用数学研究,他想从打基础开始把数学知识全面地教给学生。他认为数学是一门内在紧密联系的学问,以往将基础课分成微积分、高等代数、复变函数等进行分科讲授,是将数学人为地割裂开来,所以他决定将所有的基础课放在一起教三年,这就是被人们称为“一条龙”的教学方法,这是数学教育的一大创新。当然这种创新是有相当难度的,也只有像他这样的数学大师才能做这个事情。当时数学所的比较著名的数学家也能这样做。华先生负责数学系58级的课程,关肇直负责59级的课程,吴文俊负责60级的课程,他们分别被尊称为“华龙”、“关龙”和“吴龙”,这就是科大数学系的“三条龙”。需要说明的是,“华龙”、“关龙”、“吴龙”是人们的尊称,不是华先生、关先生和吴先生自封的。这“三条龙”虽然各有特色,但并不是独立的。59级虽然以关先生为主,但里面有华老的基础数学,有数论、代数,华老侧重应用的部分,关先生主要是把数学物理结合在一起,吴先生主要是拓扑方面的,属于纯粹数学。而且,华老的“华龙”不单指基础教学法的“一条龙”,还指专业设置等全局的安排,是培养人才的整体思考和特殊安排。比如,他在全国率先开设的运筹学专业,专业方向和设置上,不仅有运筹学自身的八、九个分支,而且还要学计算机、计算数学、微分方程等专业的课程,还要学理论力学等,他希望培养的学生知识面要宽,视野要开阔,综合交叉分析能力强。问:华先生提出的“一条龙”教学方法,也是贯彻了他的学术思想。龚:对,“一条龙”的教学方法是华老的想法。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学术观点,就是数学从历史上来讲,早期的数学家是什么数学都懂的,像最有名气的高斯、希尔伯特等,他们对应用数学和纯粹数学都懂的。后来数学分支就越来越多了,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数学家敢说他对所有的数学都懂,没人敢说这个话。现在数学差不多有四百多个分支,分支分的很细,哪个人能懂四百多个分支啊,这是不可能的。科大创办的时候,数学上有一种这样的学术观点,就是认为数学是一个整体。数学各个学科之间,尽管现在有很多很多分工,差别很大,但总体来讲,它还是个整体。所谓整体就是说相互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展。某个数学分支离开其他数学分支单独往前走,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一种数学潮流。这个观点是非常先进的。三国演义里头讲“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了五十年代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异、杨德庄先生访谈录61以后,数学的潮流是逐步走向“分久必合”的状态。因而要培养将来能够使得我们科大学生接上世界轨道的,是应该培养“分久必合”的学生。怎么才能体现呢?就是要讲清楚各个学科之间相互的联系。数学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虽然这门叫代数,那门叫几何,那门叫分析,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分久必合”的意思。数学作为一个基础课怎么能够在具体的教学上来体现培养“分久必合”的这个教学的办法呢?当时华老就提出采取“一条龙”的教学方法。他认为数学本身就是统一的,这条龙里头有分析又有代数,代数里头有几何,几何里头有分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要把所有的基础课数学揉在一起,作为相互之间关联的学科来教。而不是说教分析的老师只讲分析,不讲代数,不讲几何,它们没关系。那么,实际上要做到这点(“一条龙”教学),对老师的要求是很高的。首先他要懂,他不懂怎么讲呢,他只能懂一点点东西,你叫他怎么能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合不起来,他分的东西都没搞清楚,他怎么能够合到一起来呢?问:“一条龙”教学的效果怎么样?龚:我觉得华老教的那些学生很多都是很好的。比方说,唱京戏霸王别姬,你拉个京胡我也会唱。我唱有人买我的票吗?没人。没人听你这个破锣嗓子唱。尽管唱词就那么几句,但是梅兰芳唱就有人看,票还买不着,他唱的也就这几句。那为什么梅兰芳唱就有人听,我唱就没人听?差别就在于梅兰芳是大师,我是小人物。同样,作为教师来讲,什么叫大师讲课,什么叫教书匠讲课,这只有你们听过大师讲课了以后,才能比较有体会。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所谓“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那霸王别姬就这几句话,人家梅兰芳十年功唱出来就跟我这个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数学里头也就这么些内容,那华老就是讲的好,别人就是没办法跟他比。杨:作为听课的学生,我的体会是很深刻的。华老的数学整体观、内在紧密联系的观点,是通过他的讲授和讲义传播给他的听讲者的,学生作为知识的接受者,开头是跟着学,并不理解其中的奥妙,后来有的人慢慢地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收获就大了。授课过程中华老是融会贯通地讲,着重于讲思想,讲方法,不单是传授知识,他一定要让大家去问,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的?原来的数学家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解决问题的?等等。不是说有个课本,有个讲义,你就跟着我学,而是告诉你这个课跟那个课之间有什么关系。应用数学比纯粹数学所涉及的面要宽,要求在面上拓宽发展,而且更希望从学术思想上来拓展,那样对开阔思路是极其有好处的。当然,这都是现在的领悟,有的还是华老后来点明的,这是我个人的特殊机缘,才得到华老的亲点。当时不知道的,就跟着学下来了。62《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问:华先生自己对“一条龙”教学怎么看?杨:他自己是全心全力的。他希望将来能够培养出面会宽一些的数学家,因为像他这样,各个方面都搞得非常精啊,那是有天分在里头的,华老是天才。我们一般人呢,他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带动大家,希望大家眼界稍微宽一点,基础打得宽一点,这样不会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华老自己认为他的“一条龙”教学方法会培养出好的人才,所以他花费了很大精力在编写讲义和授课上。大师是通过他的讲义和讲坛“布道”的,其中有他对数学一生的感悟,很深的感悟。三大师风范问:华先生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望的科学家,社会活动也非常多,他经常来科大上课么?龚:他经常上,是真的很认真地上课,真教。这个真教不仅仅是说我到课堂上来给你上课,而且是教你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这才是真正的老师。那时,不管钱学森也好,华罗庚也好,他们都非常认真。我作为华老跑腿的人吧,他是系主任,小事情我都管了,大事情去问他。他们下了课就在教师休息室里休息,钱学森也在那儿喝杯白开水休息。那个休息室很简陋,只有竹壳热水瓶和水杯,还有几把椅子。当我看见钱学森、华罗庚身上手上都是粉笔灰,穿着蓝布大褂在那里休息,他们是如此平凡,但正是这平凡显出他们是如此伟大!杨:科大建校以后,华老的工作重点就在学校了,几乎天天都是在这里,办公室就是在学校办公楼的二楼。我们58级第一堂数学课,微积分课就是他讲的,连续讲了三年,其中王元①作为他的助手,配合在一起。因为华老的社会活动比较多,他需要参加重要会议时,就由王元来接着上,但是主要还是由华老来上。在每次讲课之前,就发他写的讲义。当时科大倡议所有的教授都要写讲义,华老的讲义后来出版了,跟一般的高等院校数学方面的讲义是不一样的,自己自成一统,就是由他的整个思路构成的,所以说华老在教学上是全身心地投入。华老上课的时候,数学所、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单位大量的教员都来听课,所以他的课很热闹。那个教室很大,我们就坐在前头,后面一般都是高校的研究所的老师们,每一堂课都有很多人过来旁听。实际上也就是说华老上课不单是培养学生,也是培养年轻的数学人才。因为①王元(1930--),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解析数论,“华罗庚数学奖”获得者。1952年,他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年后又被分配到该所数论组师从华罗庚先生。从此他与华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著有《华罗庚》。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舁、杨德庄先生访谈录63他是国际上一流的数学家,又是数学所的所长,在我们国家就是头号了,所以他来上课经常有记者来采访,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等。记者的采访从不影响他上课的情绪,他照样是那么严肃认真,那么和蔼可亲。问:当时在那一批老科学家的心目,有着办好科大的一种责任感,中科大是非常重要的。龚:非常重要。问:请详细谈一下华先生讲课的特色。龚:现在有些的老师讲课讲得很辛苦,写了一黑板又一黑板,粉笔灰从头部一直到脚跟,累的要死,学生跟在后面抄笔记,也累死,但你看他讲了多少,一看内容并不多。华老讲课手里叼着一支烟,有的时候还泡杯茶,慢慢腾腾地讲,学生也不紧张,感觉好像他没讲多少,你回去一看,他讲的内容可能好几十页就过去了,这就他的特点。问:课堂的气氛怎么样?龚:非常轻松。大师讲课与普通人讲课的差别在于他能够讲到课程的精锐所在。这就是水平问题了,你的数学到了这个水平,就知道今天要讲的最要紧的是什么,哪些东西是次要的。用句哲学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个主要矛盾,有很多次要矛盾,毛主席有句话讲“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所谓大师就是他可以把整堂课或者整门课里头最精锐的部分,也就是最主要矛盾的地方看透了。学问水平越高,他能够看到的精锐部分也就越深刻,他把最精锐的部分、深刻的部分讲完了讲清楚了,其他就不要讲了,或者少讲点,一点就指明了。而那些满头是汗,讲得头上脚下都是粉笔灰的人,在他看来什么东西都是重要的,跟这句话等价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不重要的。他花很多力气讲了半天,学生还是不知道到底要紧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啊?不清楚。正所谓教学上有“填鸭式教育”和“启发式教育”。话好讲,你去启发启发看,没有水平你启发得了吗?首先要有水平啊。像华老、像吴文俊这些都绝对是有高水平的,所以他看得很高,看得很深,看得很远。所以他讲课讲起来就是举重若轻,而不是像有些人举轻若重。但是要做到举重若轻,不是所有人能做的到的,这个就是要“台下十年功”。你没有“台下十年功”能行吗?你讲了半天把不重要的当重要的来讲,把重要的当不重要的来讲,就完了。你要问华老讲课有什么特点,就这个特点。看他不慌不忙,甚至还讲个笑话,学生也不累,听得很轻松,回去一看几十页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这样的老师,实在太少了。老师要教给学生的不是整个的东西,而真正教给他的是课程里头的灵魂。64《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问:杨老师,您还记得华老当时在课堂上讲课的一些情景吗?杨:华老讲课生动活泼,非常形象,非常有风采。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他能够深人浅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从易到难,不像有的数学家讲课比较平铺直叙。刚开始体会不到,后来一比较就显现出来了。他喜欢“生书熟讲、熟书生温”的辩证讲授法,就是把课综合起来讲,分讲合温、合讲分温,分与合相结合。到我们上了三年以后,他来个补遗,就是后来出版的《高等数学引论》遗篇。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上路了,感觉非常精彩,就是把高等数学引论来一遍,高层次的来一遍,那是大师的思路、大师的视野、大师的技巧。那真是非常不容易。问:课堂上他有没有与学生的互动?譬如说提问或者学生向他请教问题这样的情况?杨:他经常提问题,只是大家不敢轻易回答,但是气氛挺活跃的,偶有哄堂大笑。他经常问大家:“听懂了吗?听得怎么样?”而不是像有些老师那样,这堂课讲完就完了。上完课,大家就会问华老一些问题,这个时候记者就拍照,就抓拍了一些。下课以后比较融洽,课堂上还是非常严肃的。问:可见华先生是很用心在教学生。杨:非常用心。你想讲义自己写,然后上课,上完课再问问大家,等于说下课的时间是他辅导的时间。当时郭老对华老的课也非常重视,配备的辅助人员也比较多。他的第一助手是王元,然后还有四个助教,四个助教主要是晚上解答问题及批改作业。龚:说实在的,华老我想多说几句吧。他应该说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这个话不是我讲的,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我就说这个话。这是丘成桐先生讲的,他当然是很有名气的科学家了,得了菲尔兹奖的。他说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一个就是华罗庚先生,还有一个是冯康。对冯康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冯康也是很了不起的数学家。在美国的芝加哥有块碑,这块碑上就刻了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的名字,中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先生,一个就是华罗庚。问:龚先生,您作为华老的学生,在向他学习的多年中体会最深的是什么?龚:华老有五大弟子,我是其中一个。作为他的学生,对于华老的伟大,我想我可能体会的比别人更深刻一点。他是我的恩师,我对他不光是尊敬,我对他也非常崇拜。华老有个好的作风,他写了一篇文章,不一定是学术上的文章,或者其它的一些议论性的文章,他都会拿给我们这批学生看。过了两天来问我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这文章写的怎么样?如果我说我没意见,没意见?很好,你就会被一顿臭骂。他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一一龚异、杨德庄先生访谈录65说你没有好好看,所以你说不出意见来。这就是华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然我是大数学家,我写的再好总有写的不周的地方吧。尽管你是我的学生,我叫你看,你能挑到我的毛病,我高兴,我称赞你;你说看了没意见,说明你没好好看。这多了不起啊!华老不光对我这样,对其他人,譬如说跟着他做辅导的人都是这样。这说明在他看来,学术上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并不是说我是华罗庚,我的地位很高,你是个小助教,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没有这个事,他是平等的。这就见得什么叫做大师,什么叫做优良的学风。我在科大讲课的时候,学生问过我:“你是华老学生,你觉得你从华老那学到什么?”我就说了四个字,就是“大师风范”。这个“大师风范”的内涵很广泛,譬如其中一条,我想很多人都不具备,就是他对整个数学的理解——非常之全面,非常之广泛,而且非常之深刻。这个我深有体会,我是他学生嘛。几乎可以这样讲,跟他谈数学几乎什么内容他都懂,可能某个学问里他没有做过研究,但他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不像现在有些数学家,甚至有些院士,对一些问题根本完全不懂,却在那胡说八道。华老一辈子做过数学研究的方向,是好几个方向,不是一个方向。后来我自己做的研究方向也不止一个,这就是受华老的影响。现在国内不少的数学家,一辈子就做一个方向,这种数学家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说得好听点叫从一而终。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做从一而终嘛,但是你搞学问从一而终,就彻底完了。数学现在发展那么快,一个学问不可能永远兴旺发达的。这个学问可能这几年很热闹,过几年就慢慢衰落了。华老就有这个本事,他可以在一个学问热闹的时候抓住去做,做出了很多重要工作,做得非常好,国际上一流了,他突然不做了,为什么?他看到已经是到顶了,再做也不能超过现在做的水平,就扔掉做新的方向,一般人能做得到吗?现在的数学界是很可悲的,譬如说要求每年发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则奖金就拿不到,职称也评不上。你要开个新的研究方向可能三年写不出个文章来,就完了,因为副教授升不上,或者教授升不上,怎么办?不是每个人都是很有能力的。我说到哪儿去了,越说越远了。问:当时吴文俊先生也在科大上课,他讲课怎么样?龚:讲得非常好。可以说他跟华老一样的高水平。他和华先生的讲课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非常之轻松。这个数学啊,就像你去欣赏一幅画。譬如说是齐白石画的一幅虾,你在那儿欣赏,觉得画的很好,为什么呢?它反映了美。按理说科学本身反映的是真善美的真,但数学还有一个特点,除了真还有美的一部分。人家经常讲数学是很美的一门科学,这我能体会,因为我做了几十年的数学,能体会数学里头的66《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美。你跟一般没做过数学的人讲美,一加一等于二,三加五等于八,有什么美的?他体会不出来。按理说,一个正常的人应该很容易接受真善美,而讨厌假恶丑。数学本身又有真,又有美,但是为什么学生对它那么怕呢?很多人一提到数学,哎呦,不得了。到现在我还经常碰到别人问我“你研究什么的?”“数学啊。”“噢,不得了,不得了!”好像你这个人是个怪人,不是正常人似的,好像数学不是正常人能够学的,这个实际上是教育的失败。我们要把数学这个很美的东西,教给学生,不是让学生来恐惧,而是让学生来欣赏它,这才是老师的成功。上数学课,就像学生看毕加索的画一样,要达到这个效果,才是好的老师。可能我说的那个境界太高了,现在能达到这样高境界的人,实在太少了,像华罗庚先生和吴文俊先生讲课,我认为就做到了这点,他们让学生觉得学数学是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很枯燥的过程。四主持周末讨论班和创办科大学报问:除了给学生上课以外,华老在科大还做了哪些事情?龚:他还办了一个周末讨论班,是不是在星期五,我也记不清了。现在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文革以前是六天工作日,可能是星期六,反正就是在每个周末的下午举行,是华老主持的,每次都亲自坐那里听。问:参加的人有哪些?龚:谁都可以参加,谁都可以上台讲。来演讲的不光是科大的人啊,别的学校好多人都来讲过。听讲的人也不受限制,你爱来听就来,不来听拉倒,但多半都来听,包括学生。杨:华老把在科大的任教的教授、副教授,当然还有讲师了,很多人集中在一起,周末讨论一些问题,也欢迎学生参加,但刚开始时我没有参加。问:规模有多大?龚:大概有个二三十个人吧。那些来讲的人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华老的指点,就是高人指点嘛。问:讨论班的地点在哪里?杨:就在华老的办公室。因为我后来留校了,经常去他办公室,一推门,他就坐在地毯上,他腿有残疾,那时学校条件很简陋,不像现在这么好,所以他干脆就坐在地毯上,面前一块小黑板,在算什么东西。讨论一般就在他的房间里进行。问:讲什么内容呢?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羿、杨德庄先生访谈录67杨:当时的讨论主要还是在纯粹数学方面,应用数学当时怎么搞法还在探讨中。讨论班非常有成效。后来就有了应用数学的内容,我也参加了进去。龚:讲数学,数学的学术问题嘛,办的很好。你想华老在那听,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谁敢贸然跑到那里讲啊。上来讲的人,讲完了华老对他们进行指点,你该怎么做,你的报告工作好在什么地方,不够在什么地方,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就是华老的作风,不是说听完了就完了,而是还要指出你的优缺点的。问:这是华老自己提出创办的这个活动?龚:对,而且他亲自主持、亲自评点,他自己也讲。譬如说优选法、统筹法等都是很有名的吧,最早可能他就是在这个周末讨论班里讲的。问:坚持了多长时间?龚:大概是1964年还是65年开始办起来的,坚持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所以说当时整个气氛非常纯正,非常勤奋。从上面华老开始到下面的学生,都在一种很好的学术气氛底下成长。问:华老在1964年亲自创办了科大学报,该刊对后来科大学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您能谈谈当时创办科大学报的情况吗?龚:文革前的学报并不多,科学院各个所办了一些学报,如数学所办的数学学报,物理所办的物理学报,都是国内一流的学报。而且那个时候,譬如数学学报每出一期中文版,美国马上把它翻成英文,这就说明那个时候中国数学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直到现在中国办了那么多的数学杂志,没有一个杂志美国把它翻成英文。相反前苏联的杂志,一直到现在,每出一本,美国马上就出英文了。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的数学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很可悲的。问:据说1963年建校五周年的时候,科大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它是科大学报的前身。龚:对。科大论文集是华老自己主编的,主要是科大师生的科研论文。华老当时想科大既然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就要办一个一流的学报,一开始就希望有个高标准的。科大学报开始还是办不错的,但到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环境变掉了。当然科大学报比起其他乱七八糟的学报来说还算可以,但是与当初华老设想的一流的标准来看的话,那就很难说了。这不是科大一个学校的问题,你说有些大学的学报有多高水平?存在同样的问题。问:1965年科大建了一个统筹数学研究室,这是华老创办的吗?杨:没错。科大建校后华老就开始考虑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同时也开始探索如68《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何搞应用数学。即使到现在,应用数学是什么,怎么搞,国际上也还在争论中。当时人们认为应用数学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微分方程,一个是运筹学专业,他觉得必须要抓一下。1964年在北京开了个“亚非科学讨论会”①,当时日本有个科学家非常想见到华老,但是没见到,就送了一本书给华老,在书里头提了一个方法,华老很快就把这个方法提取出来,后来叫做统筹方法。这个方法提取出来后,他就打算要到外面去实践。1965年正是去做这个事情,当时科大的党委书记是刘达②,校长是郭沫若,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也很支持他。华老开展应用数学方面的探索工作,这种探索工作需要大科学家的魄力和勇气,因为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一方面是培养人才,一方面他又自己亲自去实践。他带我们到农村、工厂、运输部门去,到外边去跟社会接触。有了统筹方法之后,他就要试点,当时就找了个试点的单位——东郊的电子管厂。这个厂是国家的重点企业,是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之一,就在这个搞试点。第一次试点成效不是那么显著,之后又到了成昆铁路上去推广统筹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当时华老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席马上就给他回了封信。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上级领导批准成立“统筹方法研究室”。这是由华老创办的,我受命去山东大学招来七位本科生,北大两位,加上科大自己的几位,组成了最初的研究室班子。这个班子一直工作到科大下迁,我也一直帮助华老领导这个研究室。问:毛主席回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杨:第一封信,华罗庚先生: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第二封信,华罗庚同志:听说你去西南讲学,大有收获,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第一封信里主席称他华罗庚先生,第二封信是华罗庚同志,华老很高兴,因为主席称他为“同志”。华老一直都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但是受到各方面的阻力比较大,一直到1979年才被正式批准加入。五“文革”遭遇问:“文革”开始之初科大师生有什么反映?龚:我在1964年从科大下放到农村去搞“四清”,我是科大最早派去当“四①即为1964年8月21—31日举行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代表参加,是当时中国科学和政治活动的一件大事。参见熊卫民2008,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科学文化评论》,5(2):58—7l。②刘达(191l一1994),曾任哈尔滨市市长、林业部副部长、东北农学院院长、东北林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1963—1975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为科大早期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异、杨德庄先生访谈录69清”的,在现在的顺义县搞了一年后才回来。回来不久就爆发了“文革”,数学系首先打倒是我。那时有个口号就是打倒“刘华龚”(刘达、华罗庚、龚异),整个学校打倒的是刘达。为什么打倒我呢?因为我28岁就当副教授了,现在28岁当副教授不稀奇,那时很少的。而且我这个副教授是北京市委批的,印象里批我当副教授,整个科大就批了我一个。好,我又是系里管事的,又是个副教授,是双重的罪恶,反动学术权威是我,走资派也是我,文革一开始就完了,那当然我就第一个被打倒了,反正被斗得要命,抄家什么什么的,搞了一阵子。后来还好,有一批人对我比较同情,我终究做的都是好事。后来又改成打倒叫什么“林龚艾”,林就是林进祥,这个人后来调到北京计算机学院了,龚就是我,艾就是艾提,他是延安的老干部。跟他一起参加革命的都当了副部长,他却在科大当了教研室主任,他是个老实人,是个好人。“林龚艾”打了一阵,后来科大就变成了两派。问:参加批斗的都是哪些人?龚:科大的那些学生呗,也有一些老师。问:“文革”中华老是否受到过很大的冲击?龚:华老的手稿在“文革”中失盗,他气得不得了。那时他在科大教书,很多手稿都在科大。那一天,正好头天发的工资,他把工资放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就回家了,到了第二天一看,工资还在,但他的手稿全部被偷光了。华老大为震怒,说偷我的钱无所谓,偷我的手稿,我没精力写了,所以他气得不得了。手稿里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一条龙”的内容。其中有他写的((高等数学引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等内容。这件事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叫公安部长破案。哪能破得了?华老的工资很高啊,那个时候大概是二三百块钱,这个贼放着他的工资不偷,却偷了他的所有手稿,这不是普通的小偷,显然是场阴谋啊!你说这是什么样的贼呢?哪能抓得到?到底是谁偷的,现在还是一个悬案。可能是永远解不了的谜。问:他的办公室是在科大校园里?龚:对,在办公楼的二楼。二楼中间有个会议室,会议室的左边是郭老的办公室,郭老的办公室比较大。华老和严济慈的办公室是一间一间的,就在那个地方被偷掉的,这也是华老的“一条龙”教学夭折的主要原因。本来文化大革命把这事情打断了,如果手稿还在,这“一条龙”的书还可以出来,华老教不动了,我们这些学生可以教啊,手稿没有了怎么办啊。问:杨先生,您知道华老的手稿失盗之事吗?70《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杨:知道一些。其实除了手稿、讲义之外,还有很多华老的科研成果。他的手稿就在办公室被偷了。当时讲义的前部分是已经复印的,后面部分就丢失了,所以现在出版的华老的高等数学引论是不全的,只有前面部分,后面部分就没有了。手稿失窃,华老非常痛心,因为手稿中记录的是思想火花,一般很难再回忆起来了。问:华老受过批斗吗?龚:关于华老的问题,真正矛盾的焦点还不是在科大数学系,而是在数学研究所。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华老回国以后,毛主席、周总理都对他很重视,但数学所里总有一批人整他。客观来讲那时政治环境就这样,也不能完全怨哪一个人。主要整他的人是数学所的党组织书记,他觉得我是代表无产阶级,华罗庚是代表资产阶级,他们两个的矛盾闹了很久,又被说成文人相轻,其实这二人在学术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在反右斗争期间,数学所把华老划为右派。那个时候有所谓“五君子”,就是钱伟长①、曾昭抡②等这些人,华罗庚名列其中。后来这个名单报给周总理,周总理就把华罗庚圈掉了,就这样周总理救了他。因为周总理保他,科大的造反派对华老还是比较客气的,数学所则是背着周总理斗他。因为华老在数学所老被整,最后请示了周总理,总理也同意,他就把人事关系从数学所转移到科大了。后来他提到调离数学所的事说当时所有人都反对,包括华师母都反对,只有一个人赞成,这个人就是龚舁。为什么我赞成他呢?他跟我讲过很多心里话,他的苦衷。他想搞多复变,有人说多复变是伪科学;发展数论,又说这个没用;发展代数,说代数是脱离实际。那就没事可做了嘛,而且每次运动都搞他,他就被弄得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调到科大来,刘达对他很好,我是他的学生,数学系具体事都是我管的,所以到科大了以后,华老很高兴。我跟华老讲,现在你在科大放心好了,不要像在数学所那么担心了。我跟你讲一个叫做“墙”的理论,实际上你有两堵墙,上面有堵墙是刘达,如果上面有人来整你,刘达顶着。数学系的人不会造你的反,因为有我顶在那,下面这堵墙就是我。这两堵墙把你夹在中间,你可以平平安安做事情了,华老觉的我讲的很对。那几年他真过得不错。数学所为这个事很不高兴,本来我想怎么整你就整你,现在你居然逃掉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提出要整“党内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什么的时候,数学所的党组织领导跑到科大来,跟刘达讲要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数学所的重①钱伟长(1912--),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②曾昭抡(1899--1967),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职。张志辉贾瑞孙洪庆访谈整理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舁、杨德庄先生访谈录71点要整华罗庚。刘达就跟他们讲了两条:第一条,科大的事我管得了,用不着你们管。第二条,文件上面写着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华罗庚不是党员,你整他干什么?把他们顶回去了,刘达真不错。以后他们怀恨在心,后来数学所还是要批斗华老。数学所的一位党员老科学家是科学院革委会的常委。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作为红卫兵的革命小将都是年轻人在那儿造反,一个老科学家怎么当了革委会常委?有一天他们就把华老揪到数学所的大楼前批斗,我也被揪来陪斗,且我是唯一的陪斗。为什么我变成陪斗了?我不是数学所的人啊,我早就离开数学所。陪斗的原因就是他们恨我支持华老离开数学所。那个时候华老的一位学生就发言批判华老。后来他自我检讨,说那是他一辈子做的最不应该的事情,那时是被逼得没办法。斗完了,第二天周总理就知道了,把那位造反派招去,问他斗了华罗庚了没有?没有。你们抄了他家没有?没有。骗周总理,周总理其实都已经知道了。周总理火得不得了,就问那位造反派,你说说看华罗庚到底有没有学问啊?他是怎么回答的?说是群众说他没有学问。他不说他自己说他没有学问,说群众说他没有学问。周总理也没办法,只能说如果你们抄家的话,东西都要还给他什么的,所以后来抄家的事情总算保住了,这些都是华老亲自跟我讲的。周总理保他,周总理和毛主席真的保他。问:当时批斗得很激烈吗?龚:客观讲,我挨打了,孩子也挨打了,老婆也受了罪,抄了几次家,还戴高帽什么的,这些苦我都受过。不过比起其他学校来讲,还算比较好,就是没把我打死,也没把我打残废。那时有些单位里头打死了人,所以客观讲我还算好,我还活着,否则我今天就不会跟你讲话了。问:造反派对华老批斗得很激烈吗?龚:数学系的斗争后来就变成反华派和保华派。我跟华老等于是拴在一起的。反华派是以党总支副书记为首,保华的这一派以冯克勤为首,数学系文革斗争就变成这样子了。后来那些科大学生也不笨啊,就说华老是好人,你们斗他干什么?那个时候敢去见华老的人不多,因为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吗。但华老一到办公室,还是有学生去找他,跟他聊天,安慰他。这样的学生不仅仅是数学系的,还有其他系的。譬如有一个学生叫张腊狗①,因为他的名字好记,你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贫下中农。他跟华老说我不怕,我是贫下中农,我怕什么?他跟华老关系非常好,经常来看华老。总体来说科大对华老还是很好的,激烈时最多骂了几句,没打过他,就是如①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1962级学生,后来改名张恒烈,现为江苏省技术监督局退休干部,曾任该局局长。72《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1期(2010此,不像我挨过打,他没挨打,是受保护的。问:华老很快转向搞优选法、统筹法等工作,做得很成功。龚:对。不过现在数学界里头有一些说法,说像华老这样的大数学家干嘛要去做优选法、统筹法这么简单的数学?当然那个数学也不能说简单,但是他们哪能理解华老真正的苦衷啊,他只做那些抽象的数学能行吗?他今天到这个工厂,明天到那个部队,到铁路工地等地方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都很有效,他是真跑哎,不辞劳苦啊。后来华老给毛主席写了信,说他在做优选法和统筹法,要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了信,华老很高兴说龚舁你来看,毛主席亲笔给我回信了!我亲眼看过那个回信,毛主席说他可喜可贺,大有作为等内容。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呢?实际上我很理解他,他要找个保护伞。他一天到晚被人整,整得他没办法了,毛主席称赞他做得很好,其他人还怎么还能说他不对?毛主席给他写了两封信,抄家就是抄他这两封信,不知道华老用什么办法保住了,没给抄走。问:华老对科大的数学系创建与数学人才的培养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杨:华老参与了科大创建,创办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系”,首开运筹学、数理逻辑、计算机等专业。他自己亲自执教,独创“一条龙”教学法,不仅课堂教学,还有课外教学,而且课外教学也很精彩。他在创办统筹方法研究室后,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普及推广数学技术活动,这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数学教育工作,它既是对中国大众的数学文化的启蒙教育工作,又是数学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工作,同时也是对应用数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种探索。他意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发展高层面的、创造性的应用数学工作;意在培养--#1:有创造性思想的应用数学干将,面向国家建设的实际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真正为国家建设直接贡献力量。所以他始终挂念科大的人才培养,希望科大培养出一批纯粹数学的人才,培养出一批应用数学的人才。问:华老对科大下迁有什么看法?杨:华老是从培养人才的考虑,不想让科大下迁。科大1958年建校,到1963年我们是第一届毕业,当时社会上都认为科大已经跟清华、北大齐名了。如此快速建成的高校是史无前例的。华老很想科大按照这种速度建下去,能够培养更多人才。他觉得科大到外地去以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就难以实现了,另外周总理出于保护华老,指示(华老)不便于到外地去,把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留在北京工作。科大下迁后,华老与科大很难直接联系了,当时交通十分不方便啊,不像现在。问:下迁以后,华老还继续关一L着科大的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ykdxxbzz.cn/qikandaodu/2021/0503/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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